从贵州七层楼房发生垮塌，到本周河南郑州两户居民阳台墙面掉落，这些事件使得“危房”成为近段时间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此，7月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了“危房”社会风险评估预警。而当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时，他指出，除了危房之外，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稳定风险无处不在，应该推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造谣传谣”和“躲灾逃难”最易引发社会恐慌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您觉得“危房”事件会引发社会恐慌吗？
唐钧：社会恐慌是民众基于可能对自身或家庭带来利益损害的担忧而引发的负面社会心态。损害发生的概率越大、破坏程度越高、传播频次越多，则社会恐慌越严重。
根据近年来社会风险的典型案例库，两大类风险易引发社会恐慌：第一类是造谣传谣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包括食品安全、治安问题、经济金融、传染病等多方面的造谣等；第二类是基于躲灾逃难和切实利益担忧而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包括限购政策、抢购潮、地震传言引发交通事故等。
近期频发的“危房”事件，已符合生成社会恐慌的要件，可归为第二类社会恐慌风险。因此，在社会风险评估时，应将“危房”作为风险等级较高的预警项，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并着手预防和治理工作。
从风险防治的角度来看，除强化监管质量外，亟待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下称稳评），并且落到实处、发挥实效。若能真正落实“先评估、后立项”，把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规避矛盾纠纷列为重要的风险项，在建筑过程中和危险爆发前就开展有效的风险评估与管理，则可以降低损失，甚至阻止危机发生。
要把风险想得更深入些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怎么定义您提到的社会稳定风险？
唐钧：社会稳定的风险，是指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风险点，也即风险源。在转型期的风险社会中，社会稳定风险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负面影响和公信力风险。
突发公共事件类风险源指突发公共事件直接导致或间接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例如：突发公共事件的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等。该类风险易引发社会动荡，并具有连锁反应等特征。针对此类风险，要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好事前评估和主动防范工作。
社会负面影响类风险源指基于突发公共事件或个体极端言行而造成社会恶劣影响，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例如：公共事件的恶劣影响及连锁反应、“社会倒逼”极端言行的恶劣影响及示范效应等。该类风险易破坏社会秩序，并具有示范效应等特征。针对此类风险，要围绕“社会影响”，分析责任，评估升级风险。
最后，公信力风险类风险源指出于利益已经受损或将来可能受损的担忧，民众对公共政策在决策公正性和执行科学性等方面的质疑和抗议。该类风险易伤害政民关系，并具有“冰山效应”等特征。针对此类风险，要围绕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全程开展政策决策评估和政策执行监管。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风险想得更深入些”，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由此可见，社会稳定的风险在转型期存在复杂性、交叉性等特征，需要全面评估和综合防治。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可以事先识别这些风险吗？
唐钧：社会稳定风险具有规律性和突发性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可以从国内外已经发生的实例中，总结概括风险点，形成“风险分析清单”，综合分析评估并形成结论；另一方面，基于社会矛盾积压的“冰山效应”，社会危机可能像火山喷发一般突然爆发，这就要求做好长期的社会风险监测和社会心态的识别工作，及时调整社会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标准。总体而言，社会稳定风险基本处于可以事先识别的状态。
目前稳评仍局限于“小稳评”，评而不用现象较多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既然稳评这么重要，为什么现在没有推广开来？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唐钧：稳评在当前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由其自身的欠缺造成，包括认知狭隘、方法粗糙、评管脱节三个问题。
第一，认知狭隘。传统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只评估是否会发生群体性事件，是“小稳评”。而实际上应该从更广的角度，考虑到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负面影响、公信力三个层面的风险，并且在实践中着重针对矛盾纠纷、秩序破坏、社会恐慌等高危风险项，开展有效的稳评。
具体点来说，近期一系列楼房塌陷事故，还有“僵尸肉风波”，都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恐慌，哪怕没有人员死伤，都应该列为高危的社会风险。
第二，方法粗糙。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尚处于粗放阶段。现实中的稳评，标准模糊、报告粗糙、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屡见不鲜，在科学性、规范程度、信度、效度等多个方面都亟待改观。
事实上，科学的稳评应该综合考虑相关利益群体的需求，综合应用“虚实结合”等方法，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工具，全面评估待评事项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客观预估责任主体和管理部门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合作能力，科学预测相关利益群体的容忍度和社会负面影响，提前预设风险防范和矛盾化解的措施，进而确定待评事项的当前风险等级，并形成循环。
第三，评管脱节。目前稳评存在形式主义、评而不用、用评估应付规定等问题，评管脱节、只评不管、联而不动的问题突出。实际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与社会稳定风险管理（下称稳管）紧密结合起来。一是稳评的范围应包括实施过程和实际应用后的风险；二是评估结论和风险建议应连接风险管理，并予以落实操作；三是风险评估应配套事中监管、事后绩效考核等连带措施。
总的来说，当前中央和社会各界其实都高度重视稳评，但由于稳评在理念、方法、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形式主义、信度效度不高、评而不用等问题，进而导致其应有作用未能得以发挥出来。下一步要推广科学、规范的稳评。
转变风险理念，应用科学方法，稳评稳管结合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您认为，科学、规范稳评的关键是什么？
唐钧：我认为有三大关键：风险理念，科学方法，评管结合。
第一，树立风险评估与管理的观念。应扭转稳评是自找麻烦、增加成本、看似无用等狭隘观念，而是将其看作社会效益的坚实保障。稳评的目的是兼顾三方面的利益：一是确保建设项目、活动事宜得以安全、顺利地开展；二是通过与周边民众的充分沟通和提前化解，争取反对的最小化；三是综合考虑社会各界的诉求，实现社会资本的效益最大化和民众满意度最大化。
因此，凡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事项，应该应评尽评、全面客观、查防并重、统筹兼顾。这就意味着，除了核电站、PX等高风险项目，住房安全、食品安全等直接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安全风险，都需要开展科学、规范的稳评。
第二，采用科学的稳评方法。在我们的最新成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一书中，我们总结了科学的稳评应包含的5大要素——意愿度、支持度、反对度、容忍度和风险度。
意愿度是指实施项目的意愿及其强度，包括官方意愿度和社会意愿度。支持度是对于项目的实际支撑、具体行动、实施保障等多方面配套状况的真实程度。
容忍度评估主要针对不能容忍的风险进行排查并评估其状况，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禁忌、民众普遍的耐受力状况、地区习俗和村规乡约的禁忌等风险。
反对度主要指利益全体的真实反对程度，包括由于损害或损失等导致的直接反对，和由于连锁反应、替代方案等导致的间接反对。
风险度则指待评事项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状况，再加上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状况。
科学的稳评应综合考虑以上五大评估要素，全面分析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预测其损害程度，预估责任主体承受能力，进而综合评定风险等级。
第三，评管结合。稳评应形成管理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在当前转型期，社会稳定风险源持续变动，要求稳评和稳管的配套和升级，并扩大评估覆盖范围。同时，稳评必须与稳管结合，借由以评促管、边管边评、先管后评等方式予以实施，从立项前的一个环节，转变为持续全部过程的管理活动。
综上，只有树立风险理念，应用科学方法，实现评管结合的稳评，才是切实防治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机制，才是科学、规范的稳评。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相关政策与重要表述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往往局限于“小稳评”，所以一般民众对其可能并不熟悉，但实际上，从政策层面看，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和多次强调开展稳评工作。
相关政策
2011年：卫生部发布《关于建立卫生系统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重要表述
2012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指出：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认真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把可能影响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决策之前。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唐钧，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主持完成风险评估、应急管理、行政改革、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几十项重大课题项目。 著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政府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等书。
